近日，浙江省颁发了《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。这意味着，问责“庸官”有法可依了。据了解，这种“问法”全国首创（12月11日《青年时报》）。
　　浙江这个“官员问责”办法，矛头直接对准了时下弥漫在党政机关中因平庸、拖拉而导致的机关工作效率低下风气。现在，虽然浙江有了这样一个对“庸官开刀”的规定，但是，要让“庸官”真正受到处分，直至从公务员队伍中退出，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剔除庸官”工作的艰巨性，丝毫不比反腐败轻松。
　　之所以这么说，源于“庸”不具备隐蔽性，是在公开场合的一种“常态”。譬如，在办公室里，对来访人员不热情；对人家提出的问题能上午解决的推到下午再处理；对来电，本来该和颜悦色告知的，一句“不知道”就挂断，白白浪费人家电话费不说，还损害了党政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。如此司空见惯的现象，也许凡是置身在机关中的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曾有过。要命的是，鲜有人意识到这是“庸官”的明显特征。正因为有“病”还觉得正常，正因为大家你有我有咱都有，熟视无睹之间也就误以为不算什么。其实，身在机关工作的人不是没听说过“机关病”这个说法，只不过没对照过自己而已。久而久之，即便身边的同事染有同样的“庸”症，反倒感觉习以为常，有如在医院工作的人对药味不敏感一样。
　　对“庸”症的无意识，必然使机关人员放松对“除庸”的警惕性。尤其是这个“庸”，又不用掖着、藏着，公开的“秘密”，反而蒙蔽了眼睛。不像腐败现象，都是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进行的交易，一经查处还有人证、物证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，通过审计部门的审计有具体的数字，法院判刑也有事实依据。而“庸官”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心，因“庸”所造成的损失很难用具体的数字量化，很难追究到哪个具体的责任人。正因为涉“庸”者众，反而不好对哪个“小庸”的公务员作出准确的处分。所以，说“除庸”比反腐败的任务更艰巨，显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有客观的依据摆在这里。
　　也许，一个“庸官”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确实可以忽略不计，然而，“庸官”作为一个集合概念，由于其绝对数量过于庞大，给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，未必比几个贪官小。在“除庸”意识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全民意识的今天，“除庸”则比反腐败更显得任重而道远。“除庸”，应该从浙江走向全国。